汤恩比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中，汤恩比以其独特的历史视角，分析了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和各文明间的接触，并提出了对未来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构想。根据汤恩比的观点，历史沿袭的大一统的国家局面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1］394。

1 汤恩比与中国

1889年，阿诺德·约瑟夫·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历史学世家。父亲是一名医生，同时也是一位热心的社会工作者;母亲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英国最早获得大学学位的女性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汤恩比的伯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正是这样的家庭熏陶，孕育出汤恩比敏感且独特的历史嗅觉。

1902年，13岁的汤恩比入读有着悠久历史的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并接受古典语文教育。1907年，汤恩比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专攻古代史，奠定了他对古代文明深入研究的基础。1911年至1919年间，汤恩比先后于雅典和伦敦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在这期间(1912年)，一战爆发。1919年，汤恩比以英国代表团中东地区专家的身份参加了一战后的巴黎和平会议。1946年，他再次以英国代表团专家的身份出席了二战后的巴黎和平会议。战争的创伤激起了汤恩比对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研究动机和他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担忧，正如他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序言中提到的，“近500年的时间里，地球的整个表面，包括大气层，都因为惊人的技术进步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在政治上却尚未实现联合，我们彼此之间仍然是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的陌生人。这本来是我们从‘消除距离’之前的时代继承下来的遗产，现在却使我们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今世界范围内的不安、沮丧、紧张和暴力，说明了这种危险。人类无疑正走向自我毁灭。”［1］1

汤恩比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他曾两次来华:1929年11月，途经当时日本殖民时期的朝鲜，第一次来到中国，先后于北京、上海等地停留，并写成《中国之旅》一书;1968年，第二次来到中国，曾参观香港某住宅区，期间对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以及中国文化有极高评价。尽管汤恩比本人不懂中文，但他尽力搜集、研读有关中国历史、文化著作与时事报道的西方译文，仅在《历史研究》的参考书目中所列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就有48种之多。

2 中国以统一为主夹杂短暂分裂的大一统模式

在《历史研究》中，汤恩比对21个世界历史上或存活或已灭亡的文明形态做了综合比较，试图描绘出一幅人类历史发展的图式。在分析了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和各文明间的接触之后，汤恩比提出了“大一统国家”(Universal State)的构想［1］287，他也坦承这里所提到的是“未来地球上人类生活的一种可能性”。

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即使是在外族入侵时也依然能延续长期保有的大一统国家状态，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汤恩比则坦言“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1］394。在其后来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谈中，汤恩比也一再强调，“中国从公元前二二一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是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2］279

回望五千年，中华文明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并非一帆风顺。随着以汉帝国为一端、以罗马帝国为另一端的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唐至宋元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使中国同西方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迅猛高涨，掀起了第二次高潮，且此次高潮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远超两汉;而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和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中西文化交流又有了第三次高潮。［3］这其中，明末清初的第三次高潮无疑掺杂着国人最复杂的情感。西方，尤其是欧洲传教士所传播的天文、地理、数学等先进科学并未被当时对外部世界“漠视”和“无知”［4］的东方神秘国度所接受;相反，传教士带回的中国印象却成功刺激了走在变革前列的欧洲。于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对世界市场的需求，本就对中国垂涎三尺的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大地上百年血雨腥风。与此同时，社会深刻变革、思想解放。终于，中国在被动中与世界同步。